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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拉涅拉》，我已经喝得大醉，她和我谈起六十年代，又从卡米洛特*聊到激光枪先生*，她问我的名字是不是来自尼尔阿姆斯特朗，我说我们的名字拼法不一样，我手上沾着威士忌在料理台上划了起来。他的是N-E-I-L，我的是N-I-E-L，他们在网上都拼错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们说起阿波罗登月，她问我信不信登月是伪造的，又扯了一通阴谋论和对政府的怀疑，也许只有阿波罗13号*是真的发射了，一次不错的尝试。她说。

我说我相信尼尔阿姆斯特朗真的跨出了那一小步，我相信那十二位宇航员都真的踏上了月球，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诗意最具有想象力的事。不管他们是为了拖垮对手，还是实现人类恒久以来的梦想，我都愿意相信他们真的做到了。

她又问我越战的事，问我温妮怎么和我谈论它。而事实上温妮从不和我讲这些，她更多地和我说那些画家们的故事，讲她的亚马逊森林旅行，讲她在阿拉斯加春季时看过漫山遍野的金色野花，讲她在佛罗里达划船去远海域钓鱼。我的外祖母温妮本姓林奇，是战后的一代，家庭富裕，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崭露头角，后又以画作闻名，三十多岁才从纽约嫁到了费城去。但她和我在一起时，从没有那样的锋芒，只是我温柔而智慧的外祖母，她几乎每年都来拉奇蒙和我过暑假，她给我画过许多肖像，我们一起去找纽约城里各种各样的旧址，晚上我们一起听怀旧电台，开着关于奥逊威尔斯*的电台玩笑，模仿着播音员的口音语调说：我们要打断一下本次广播。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给我每首诗、每篇都提出了诚恳而有效的建议。而那样愉快的日子结束于一场车祸，我在十六岁那年的暮春到费城参加了她的葬礼，然后独自开车回到纽约，路上树木枝叶繁茂，花正在凋谢又正在盛开，我直接去到拉奇蒙，在这座宅子里喝完了她留下的白葡萄酒，就在这厨房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天。

我是喝得太多了，说了许多的话。我还记得我告诉她，我在后两年里没写新的东西，把她看过的那些诗和反复修改，最后我留下了诗，在大一的感恩节假期投给了出版社。那些故事生于我年少时，多少有些稚气去不掉，加上怀念温妮，我不自觉地把它们写得更为温情一些，有评论说我一定不做不到看三页以上的奥康纳，那时正是春假，乔舒亚和我不打算去旅行，就留在波士顿，在我租来的公寓里无聊地把那些评论念上一遍又一遍。事实上我很喜欢奥康纳，我以为乔舒亚不会喜欢，他祖父是个电影商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营得非常成功。但他却说他看过好多遍，一直觉得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高明。我问他难道那些故事不会令人感到难受吗，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晚上怎么会愿意看到这种故事。

他说，你知道好莱坞干掉艺术是靠那些令人舒服的故事，但是薇薇安就算像凯瑟琳一样难产死了，也不会让变成。

有时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学不会那样，就算我滴酒未沾也做不到，我和格丽塔聊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很多政治，而我从来不懂也不关心。最后她说要给我拍张照片，从她的背包里拿出了她的单反相机。她先是拍了一张，说拍得不好。

靠近些，尼尔，我拍的不好一定是因为我靠得不够近。她像罗伯特卡帕似地说。

我们又不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我这么说，却还是起身靠前，胳膊支在料理台上撑着下巴，让她拍了张满意的照片。然后我醉得太厉害了，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沙发上，格丽塔已经不在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得去附近超市采购，我买了麦片和谷物棒，又拿了一瓶牛奶打开直接喝了大半，依旧是头疼得难受，于是到超市里的药房买醒酒药。

那差不多该退休了的售货员认得我，从我五六岁时温妮带我来买止咳药水时就认识了我。他给我拿了醒酒药，说：你那张脸就算被酒精泡过也还是那么帅，尼尔。

我说闭嘴吧，你这把年纪不适合我。他把报纸拍在我脸上说：你是同性恋，我他妈又不是。

我的脸在封面上，我半垂着眼帘，手支着下巴，那副笑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可一世。我才知道，格丽塔萨夫是个记者，她录了音，她写了一整篇报道。她写了我对我那位资本家父亲的厌恶，我那位典型上流社会的男朋友并不关心我的信仰，我已经从名校辍学因为腐朽的教育几乎扼杀了我的灵魂。我相信我的父亲和乔舒亚，都已经看到了。

我根本无意参加这场运动，而他们需要一张好看的脸、需要一件出格的事迹，于是我去电台里播放了、我让格丽塔萨夫给我拍了照片。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尼尔威尔森。

这篇报道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不感激它，它几乎毁掉了我。我克制地把报纸折好，放在前台上。那瞬间之后我彻底清醒，我走出超市后跳进车里，直接开去了曼哈顿。很久以后我不再为此事愤怒，我开导自己也许格丽塔真的是个投机者，但是她足够聪明、足够有才能，她能在拉奇蒙找到那栋宅子、她能博得我的好感和我聊得投机、她还能在两个小时内写出一篇非常工整漂亮的稿件，就算不借助我，她也迟早会成名，不必再去写些第六版的八卦绯闻，考虑到她后来的人道主义工作，她并没有我原本认为的那样下作。但直到二十多年后，她公开向我表示歉意，她说她所有那些光辉伟岸的工作都不足以掩饰她对我的欺骗和曲解，我才非常艰难地原谅了她。

去曼哈顿的路上没有发生意外，我把车开得很慢，因为我没有想好去哪里，我想起车上还有一本关于内战史的研究著作我还没还给埃德温波顿先生，于是我去曼哈顿下城找他。他只教过我一年，那时他刚从教育学院毕业，和学生们年岁相差不大，因为他的名字是第二位登月者巴兹阿尔德林的原名，他们还拿他和我的名字开过关于阿波罗登月的玩笑。我们很聊得来，我说我最崇拜的作家是海明威，他就花了很多课余时间给我分析讲解海明威的作品和战后的巴黎还有西班牙内战。我要申请他的母校，他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动人的推荐信，在我上大学后，还给他写信谈我读过的书。但这个暑假我们没有聊过天，每次借书他只是随口评价几句那些书，我以为他在做某些繁重的课题，或者在忙别的事，也没有多打扰他。我见过几次他的新男友，维布格雷格，是个跛足的退役士兵，长着一副阴沉而气势锋锐的斯拉夫人长相，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却好像已经明白了我的一生故事。